清朝官员的俸禄其实非常低，甚至有人说，这个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明朝的太祖朱元璋。朱元璋虽然对自己的后代宠爱有加股票配资查询网址，但却把大明朝官员的俸禄压得很低，几乎是历代以来的最低水平。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制度，其中包括了这一低俸禄的传统。
根据《大清会典》规定，清朝文职官员的俸禄如下：“一品官员每年支银180两，二品150两，三品130两，四品105两，五品80两，六品60两，七品45两，八品40两，正九品33两，其余从九品和未入流的官员约为31两。”另外，京官的俸禄会发放一些禄米，但地方官员仅发俸银，没有禄米。根据这些标准，七品的知县每年只能拿到45两银子，平均下来，每个月大概只有三两多银子。
康熙年间，监察御史赵璟曾提出，官员的俸禄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，他特别提到知县的情况：“知县每月的俸禄才三两多，每天的支出要给马匹喂食，家里吃饭也很艰难，连基本生活费都不够，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困境？”实际上，赵璟的计算可能还是偏高了，知县的俸禄不足以支撑一个月的基本开销。
展开剩余75%除了知县，县衙里还有很多其他官吏，包括有品级的县丞、主簿、县学、县尉等，还有一些没有品级的胥吏，如礼、户、刑、工六房的主官等，这些人也都是由朝廷发放俸禄的。即使是这些人，加起来也无法让县衙顺利运转。为了让县衙正常工作，知县不得不雇佣许多当地人帮忙，如三班衙役（皂班、捕班、壮班）、更夫、仵作，甚至师爷、厨师、马夫、轿夫等。这些人通常没有固定编制，只能由知县自己雇佣，而雇佣的费用，显然超出了知县的俸禄。
因此，知县不得不想办法“创收”。一种比较灰色的手段是“火耗银”。当百姓交税时，地方上把散碎的银子重新铸成五十两一锭的银锭，中间就会有损耗，地方官员便在这个过程中加收一部分费用，这就是“火耗银”。这笔收入完全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意图。
除了“火耗银”，知县还有其他很多方法赚取外快。比如，像范进这样的官员，一旦中了举人，乡里乡亲纷纷送礼，知县也不例外。逢年过节，乡绅就会向知县献上各种礼物，而知县则会送上回礼，大家互相送礼，形成一种“礼尚往来”的风气。这种现象在《儒林外史》以及《官场现形记》中都有详细描写。
知县还通过审案、各种工程、朝廷摊派的劳役等名义，从百姓或地方府库中挪用钱财。到了康熙年间，官员腐败已经非常严重，府库亏空的现象屡见不鲜，几乎每个官员都有贪污行为。康熙对此却并不在意，他提倡“以宽为本”，宣扬“永不加赋”，一方面容忍官员盘剥百姓，另一方面他还为一些贪污的官员辩护。例如，两淮盐政的官员送礼的事情，康熙明确表示知道但不追究，这种做法实际上助长了腐败。
即便是清朝知名的清官张伯行，也难以逃脱这种腐败。康熙曾说：“张伯行做官虽然清廉，但他刻书很多，每本书的收入不低，这些钱从哪里来？这些就不必追究了。”康熙显然是将这些问题推给了他的继任者，雍正帝。
雍正继位后，决心改革解决康熙年间的腐败问题。他开始追查府库亏空，找回那些被官员挪用的银两。同时，他实行了“火耗归公”，用“养廉银”替代原有的灰色收入。这样，官员的灰色收入变得公开透明，尽管朝廷需要在原有的火耗银上额外补贴，但基本解决了官员俸禄不足的问题，且没有增加百姓负担。雍正还可以名正言顺地整顿吏治。
在雍正的改革下，官员的俸禄得到了显著提高，特别是知县的养廉银。从标准上看，养廉银的数额基本是原薪俸的十倍，甚至百倍。例如，总督的养廉银为一万到两万两，巡抚的养廉银为一万到一万五千两，布政使为五千到九千两，按察使为三千到八千四百四十四两。而知县的养廉银也根据地方差异，在四百到一千八百两之间。这样一来，知县的日常生活开销基本可以得到保障。
然而，尽管官员的薪水提高，腐败问题似乎并未得到彻底解决。常有人说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，在大清朝，知县往往比知府赚得还多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联合证券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相关文章
热点资讯
